李治安：元朝诸帝“飞放”围猎与昔宝赤、贵赤新论 | 201902-09（总第847期）
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诸帝沿袭蒙古前四汗旧俗,在大都郊外柳林春猎“飞放”,在上都附近的东、西凉亭及三不剌川秋狝。大规模的合围捕兽主要见于世祖、成宗和英宗朝。负责养鹰的昔宝赤鹰房定籍,始于窝阔台时期。兴和路和察罕脑儿是上都附近御位下昔宝赤的两个聚屯地。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仁虞院和仁虞都总管府等则先后为朝廷统辖昔宝赤的机构。“失宝赤万户”和“昔宝赤右手万户”分别以辽阳行省、黄河中下游的鹰房户作为兵员基础。迄文宗朝,昔宝赤“爱马”(部)及其所属鹰人扩张至14024人,构成庞大的怯薛分支集团。贵赤以脚力便捷与快行为专长,其职司大抵是徒步携犬参与皇帝行猎。昔宝赤和贵赤等的协同执役,又与草原“鹰背狗”俗基本相符。两都附近的春猎秋狝,是元统治者恪守蒙古旧俗和接受汉文化多寡的“寒暑表”。
关键词：元朝诸帝; 春猎秋狝; 昔宝赤; 贵赤;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蒐狩游猎是北方草原民骑射生涯和军事演练的古老传统，也是蒙元宫廷生活与乐趣荣耀的重要展现。自忽必烈始，元朝皇帝帝沿袭蒙古前四汗旧俗，大都、上都南北巡幸之际举行春猎秋狝。大都东南郊的柳林是其春猎场所。上都附近的东、西凉亭及三不剌川，则为秋狝之地。关于元朝诸帝的春猎秋狝及鹰房，劳延煊、叶新民、陈高华、杉山正明、片山共夫、胡务、金浩东和党宝海等多有研究。值得称道的是，劳延煊最先系统论述成吉思汗至元中后期诸帝的季节性游猎，开拓之功甚伟；叶新民则征引利用大量诗文阐述揭示元上都东、西凉亭等游猎，弥补史传阙失。[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柳林“飞放”和三不剌围猎各自内容及特质，特别是针对元朝诸帝游猎活动中尚未搞清楚的昔宝赤、贵赤自成怯薛支系或卫军及其协同供役，予以重点讨论，期盼藉此推进相关研究。
一、元朝诸帝的柳林春猎“飞放”
元朝诸帝的柳林“飞放”，诚如劳延煊文所言，可远溯契丹四时纳钵和辽南京、金中都城南的“春水”。若论直接源头，大约是窝阔台汗九年（1237）春和林北揭揭察哈行猎且建迦坚茶寒殿行宫以及忽必烈藩邸“二月中旬”在忽兰赤斤以东马头山“趁春水飞放”。[2]元朝建立后又将此制转移到大都东南郊。
世祖朝的柳林春猎，规模大，见于记载的多达9次。以后诸帝沿袭柳林春猎。粗略统计有：成宗5次，英宗4次，武宗1次，泰定帝1次，顺帝2次。元前期柳林仅设营田司等，主要使用随时搭建拆装的斡耳朵行殿。武宗始在“漷州泽中”“筑呼鹰台”，且调1500军士“助其役”。[3]英宗又连续两年“更造”柳林行宫行殿。[4]
《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述了忽必烈柳林春猎的情状：
大可汗在大都城中度过十二月、正月和二月后，到三月里他离开这里。往南走两天，留在距洋海（Ocean Sea）很近的地方。除去许多隼和撒克鹰外，他至少带有一万捕鹰匠和五百只大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象抬着室走……他叫所要的大鹰拿来放出。这些鹰最后和鹤争斗。……他临朝用的帐篷是非常的大。……有几处禁地在五天路程以外，又有几处在十天或十五天路程以外的。……直到复活节前后，他就率领所有跟从人沿着来时的路，直回到汗八里城……也只在他主要的宫中停留三天。[5]
以上记载至少可提供柳林春猎的五项情节：
第一，柳林春猎开始、结束及返回大都短暂停留的时间。
《游记》说，忽必烈“三月里”到南郊春猎。此处说的是西历，通常比夏历晚一个月。《元史·世祖纪》所载春猎开始确凿时间有：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辛未（初五）、十九年二月辛卯（初一）、二十二年二月乙巳（初二）。三者均在夏历二月初，与西历折算，大多是3月。此时段马可波罗恰又在华滞留，故《游记》“三月里”南郊春猎说为确。马可波罗所云复活节前后结束春猎，具体指西历4月底。《世祖纪》至元十八年〔三月〕丙申〔朔〕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十八日）“车驾还宫”等，与“复活节前后”大体吻合。至于忽必烈返大都仅“停留三天”，揆以至元十八年〔三月〕丙申〔朔〕“车驾还宫”，丙午（十一日）“车驾幸上都”；十九年二月戊申（十八日）“车驾还宫”，甲寅（二十四日）“车驾幸上都”等记载，[6]“大驾幸上都”当指离大都赴上都。至元十八年三月在大都实际停留10天，十九年二月则停留6天。尽管如此，仅作短暂停留，是没有问题的。“停留三天”说，概言短暂，并非拘泥“三天”。
第二，忽必烈春猎乘坐象舆和患痛风病。
不少汉文史籍记述：元朝驾驮乘舆的大象，来自金齿、缅国、占城、交趾等贡纳，平时圈养在大都皇城北湖泊岸边。大汗行幸时，令蕃官骑一象导引。象舆前另有骆驼，前峰树皂纛，后峰扎小旗。一人鸣驼鼓于上，声威振远迩以清道，也试验桥梁和积水。[7]忽必烈不仅飞放打猎时乘象舆，两都巡幸，春去秋归，也常是乘舆象驾。[8]元人诗曰：“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9]藩王时期的忽必烈已患足疾。征乃颜回京，值秋末冬初，寒意已多，象舆中的忽必烈，因足疾颇感痛苦。“参乘”宿卫士贺胜竟解衣用身体为帝暖足安眠。[10]这些都印证《游记》有关忽必烈乘坐四象抬“木头寝室”及“有痛风病”等说，大体可信。乘坐象舆，平稳而不影响坐卧酣息，往来两都甚而亲征行猎，极具大元皇帝的威严，也是蒙古大汗和汉地皇帝前所未有的。
第三，海东青捕猎及养鹰匠。
海东青是分布于今吉林、黑龙江东部的罕见名鹰。蒙元皇帝效法契丹贵族，长期向东北边地部民收取海东青贡品，并设置鹰房喂养以供皇帝及贵族飞放捕猎（详后）。《游记》云春猎时忽必烈携带“一万捕鹰匠和五百只大鹰”，亦谓此。至元十三年被掳北上的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斡耳垛观猎》诗曰：
黑风满天红日出，千里万里栖寒烟。快鹰已落蓟水畔，猎马更在燕山前。
白旄黄钺左右绕，毡房帐殿东西旋。海青眇然从此去，天鹅正坠阴崖巅。[11]
诗中“黑风满天”及“栖寒烟”，当是幽燕早春朔风劲吹、气候尚寒的写照。“燕山前”和“蓟水畔”，泛指今燕山以南和今北京东南河流沿岸，此地方位大体与元漷州之西和大兴县南的柳林一带相契合。而最后一句“海青眇然从此去，天鹅正坠阴崖巅”，又指纵放“海青”捕捉天鹅。故可充前揭《游记》春猎描绘的有力佐证。
第四，禁地及少数贵官“飞放”特权。
世祖朝京师附近业已形成严禁放鹰捕猎的所谓大、小禁地。《游记》是依照“五天路程”、“十天或十五天路程”的方式，以区别记述大、小禁地。《元典章》至元十年九月中书省劄付：“东至滦州，南至河间府，西至中山府，北至宣德府，已前得上司言语来底，休放者”。其东至西和南至北的直线距离恰恰是400华里左右，若以通常日行80华里计算，大抵相当于《游记》“五天路程以外”的小范围“禁地”。大德元年（1297）五月十八日钦奉圣旨：“自大都八百里以里，休打捕兔儿者”，[12]当包括以大都为半径800华里的范围。若以日行80华里计算，大致与《游记》“十天或十五天路程以外”大范围禁地相吻合。前揭中书省劄付和圣旨相隔20余年，或反映禁地规则前后有变化。若无甚变化，小禁地或许是保障忽必烈等春猎禁地，而大禁地则囊括元上都东、西凉亭等。后者或许是整体保障两都附近春猎秋狝等。而且，成宗初规定“打捕鹰房子每，‘许令交飞放’道来的人每，于各各标拨到的地面里，合打捕的时分，打捕者”。又像是给马可所云“没有贵官或武士和贵族，敢靠近大可汗所住的地方去狩猎捕鸟，除非他是打鹰匠的领袖”，[13]做具体诠释。二者一中一西，彼此互证，不约而同地阐明京师附近设“禁地”严禁民间捕猎及特许鹰房打捕执役。元廷还规定，行省平章及宣慰司官“为头儿的一个”允许“放鹰”，其余官员须题名奏准。这些特许“放鹰”者，大致相当于马可所云“有特殊权利的”“贵官”，其“放鹰”一般在禁地外或“蛮子田地里”。[14]
第五，帐殿视朝理政。
某些汉文史料与《游记》也记述：元世祖等通常在春猎帐殿接受官员等朝见，或以御前奏闻实施政务决策。笔者已有文章论及，[15]兹不赘。
二、关于上都附近的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
因汉族文人扈从上都秋狝偏少，相关记述大抵限于诗歌及《马可波罗游记》等，故只能尽力爬梳，还原其梗概。
上都秋狝大体分为纵鹰捕禽、围猎捕兽两种方式。
关于纵鹰捕禽。周伯琦云：“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狩，至此岁必猎较焉”；[16]马可波罗说：“大可汗喜欢住在那里（宫）……带了许多种鹰去捕鸟，也捕到许多”；[17]宋本诗曰“鹰房晓奏鴐鹅过，清晓銮舆出禁廷。三百海青千骑马，一时随扈向凉陉”；陈孚诗曰“貂鼠红袍金盘陀，仰天一箭双天鹅。雕弓放下笑归去，急鼓数声鸣骆驼”。[18]东凉亭，蒙古名曰只哈赤·八剌哈孙，意为“渔者之城，遗址在今内蒙古多伦县白城子古城。[19]西凉亭，即察罕脑儿行宫。“凉陉”或为金莲川代称。[20]宋本诗和周伯琦所云东、西凉亭“岁必猎较”，可能是描绘夏秋纵鹰捕禽。由此可以判定上都东、西之地经常举行纵鹰捕禽。特别是陈孚诗中“貂鼠红袍”、“金盘陀”（黄金马鞍垫）、“仰天一箭”和“骆驼”等，几乎都能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元世祖出猎图》中找到相应的画面，或许陈孚赋诗前有机会观赏过该图。
关于围猎捕兽。忽必烈即汗位一年后，曾在上都以东举行过此类“设围驱兽”。中统二年（1261）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平章政事塔察儿以虎符征发燕京兵士，围猎于汤山之东。有诗为证：
二年幽陵阅丘甲，诏遣谋臣连夜发。春蒐秋狝是寻常，况复军容从猎法。
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岗卷晴雪。长围渐合汤山东，两翼闪闪牙旗红。
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取兽何其雄。……
大笑南朝曹景宗，夸猎空惊弦霹雳。何曾梦见北方强，竟堕闭车甘偃息。
扬鞭回首汉家营，一点枪缨野烟碧。[21]
王恽诗序又曰：“中统二年冬十有一月……时予以事东走幕府，驻马顾盼，亦有一嚼之快。因作此歌，以见从兽无厌之乐也。余时为左司都事”。王恽自中统元年十月随中书省“通知计籍，使综练众务”，[22]翌年十一月已升左司都事（《元史·王恽传》作“左右司都事”）。诗中述及此次围猎的多种信息，且为王恽“东走幕府”从猎汤山的亲身经历，可信度较高。
关于汤山的方位，大都以北和上都附近的汤山至少有两处：一是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热水镇一带的温汤之山，[23]二是今昌平区小汤山。据诗序“大驾北狩，时在鱼儿泊，诏平章塔察儿公以虎符发兵于燕，既集，取道居庸关，合围于汤山之东”等语，忽必烈驻跸上都东北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燕京兵士奉命北上围猎，必定向驻跸处靠拢。且“取道居庸关”语可证此汤山在塞外，而非居庸关南的昌平小汤山。故王恽笔下的“汤山”，指谓鱼儿泊以东100华里克什克腾旗热水镇一带的温汤之山，可能性较大。此其一。
揆以“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岗卷晴雪”及时在冬十一月，表明此次围猎发生在初冬。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与拉施德《史集》皆言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于初冬行猎。[24]忽必烈即位后一年余的这次围猎，很可能是循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冬猎惯例而行。而后两都冬夏巡幸定制，围猎随之改为自上都回銮前后的秋季举行。在这个意义上，中统二年十一月“合围于汤山之东”可称忽必烈秋季围猎之滥觞。此其二。
前揭诗曰“春蒐秋狝是寻常，况复军容从猎法”。汉唐帝王“春蒐秋狝”来自周制，辽金皇帝又有四时捺钵及幸“春水秋山”等俗[25]。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袭用北方民族狩猎俗，进而立其“猎法”。志费尼说，在四嫡子分工中，长子朮赤“掌狩猎，这是蒙古人的重要娱乐，很受他们的重视”；“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每逢汗要进行大猎（一般在冬季初举行），他就传下诏旨，命驻扎在他大本营四周和斡耳朵附近的军队作好行猎准备，按照指令从每十人中选派几骑……军队的右翼、左翼和中路，排好队形，由大异密率领……他们花一、两个月或三个月，形成一个猎圈，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最后，猎圈收缩到直径仅两、三帕列散时，他们把绳索连接起来，在上面复以毛毡；军队围着圈子停下来，肩并肩而立……猎圈再收缩到野兽已不能跑动，汗便带领几骑首先驰入；当他猎厌后，他们在捏儿格中央的高地下马，观看诸王同样进入猎圈，继他们之后，按顺序进入的是那颜、将官和士兵”。[26]拉施德、彭大雅、徐霆、周密等也不约而同地谈及窝阔台等设围驱兽和“打围”的类似情形。[27]志费尼还特别补充说：“……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有一头破阵而出，那末要对出事原因作仔细的调查，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以极刑。如果（举个例说）有士兵没有按照路线（蒙古人称之为捏儿格）行走，或前或后错走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决不宽恕”。[28]后者就是成吉思汗制定的近乎严苛的蒙古猎法。前揭诗序“诏平章塔察公以虎符发兵于燕，既集，取道居庸关，合围于汤山之东”及“长围渐合”等句，可证此次围猎当是比较严格地遵循上述蒙古猎法行事的。《元史·世祖纪一》载中统二年（1261）十一月丁丑，“鹰坊阿里沙及阿散兄弟二人以擅离扈从伏诛”，或许是与汤山东围猎中违反猎法有关。又，忽必烈此次围猎中新增了运用驯豹捕猎。《飞豹行》诗题和“飞豹取兽获焉”、“以豹取兽何其雄”等诗文，是也。耶律楚材“御闲有驯豹，纵之以搏野兽”语；周伯琦“饲豹仍分署”诗句；《游记》载忽必烈在上都后苑，“带一只豹随着他。一阵高兴起来，他把豹放去，让他追捕一鹿”，以及《永乐大典·站赤一·豹子肉例》等记述，[29]均为佐证。此其三。
“征发燕京兵士”、“飞鹰走犬汉人事”、“扬鞭回首汉家营”等诗文表明，大批汉军参与了此次围猎。史载，中统二年十一月忽必烈在昔木土败阿里不哥之前一月，曾“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浹、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北上抵御叛军。昔木土战役十日后又“以尚书怯烈门、平章赵璧兼大都督，率诸军从塔察儿北上。分蒙古军为二，怯烈门从麦肖出居庸关，驻宣德德兴府，讷怀从阿忽带出古北口，驻兴州。帝亲将诸万户汉军及武卫军，由檀、顺州驻潮河川”。[30]假若王恽诗序“诏平章塔察儿公以虎符发兵于燕”确凿无误，上述记载亦是忽必烈“发兵于燕”和赴汤山之东围猎在《元史》本纪中的具体动作。深秋初冬的蒙古草原，水草丰沛，马匹肥壮，最适合大汗贵族围猎和蒙古铁骑出兵。此次围猎，既是忽必烈登汗位后调集附近诸多军队围猎以显示其第五任大汗的威仪特权，又是继续防御阿里不哥的积极军事部署。因为此次围猎的汤山一带，距鱼儿泊甚近，距昔木土湖亦不算远。在昔木土战役后阿里不哥军队仅右翼被击败，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和林尚未收复的情势下，采取这样的积极军事部署及围猎，也是必要的。附带说说，王恽诗在讴歌汉军和蒙古军“血埋万甲战方锐”、“一点枪缨野烟碧”的同时，又引用典故嘲笑南梁郢州刺史曹景宗以游猎夸耀军威而不肯出关援救，坐视魏军攻陷司州（今河南信阳市）。[31]其尊北抑南的态度，亦跃然纸上。此其四。
而后，上都附近的“设围驱兽”，多是在北部“地旷衍，均成沙，居民鲜少”的三不剌川举行。[32]陈高华、史卫民主张，三不剌亦即“北凉亭”。[33]据叶新民解释，三不剌是蒙古语Sanbula的音译，意为“好泉子”。王頲则认为，三不剌蒙古语谓“耀眼之泉”。其地在今内蒙古卓资县北阴山东段的灰腾梁。[34]蒙古语sayin曰好，bulaq曰泉。San或为sayin的口语形态，叶新民解释似较妥当。关于三不剌之得名，袁桷《竹凤石屏记》云：“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剌，以其国语志之也。”[35]忽必烈不仅以元朝皇帝最早行猎于三不剌，还亲自用蒙古语命名，且将其大体固定为上都北围猎之地。史称：“甲戌冬十月，帝猎三不剌归”。[36]就是说，至元十一年（甲戌岁）初冬忽必烈业已行猎于三不剌。十四年八月，忽必烈畋于上都之北，[37]或许同样是在三不剌围猎。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于上都，“既即位，巡狩三不剌”。翰林学士承旨董文用以世祖宿卫旧臣扈从。途中，成宗“每召入帐中，问先朝故事”。董文用进谏：“先帝新弃天下，陛下远狩，不以时还，无以慰安元元，宜趣还京师”。成宗省悟，“即日可其奏”，回銮大都。[38]《元史·成宗纪一》云，是年九月壬子（初五）成宗“驻跸三部落”，十月戊寅（初二）“车驾还大都”。[39]“三部落”，即“三不剌”的异译。自三不剌狩猎处南归大都约1500华里，仅用27天。可见成宗“即日可其奏”，很快就启程南归大都，所言不虚。
董文用随驾南返，在居庸关北口以西的榆林遇翰林学士王恽，酒席间讲述三不剌围猎。王恽依所述赋绝句六首。其“络野笼山卷朔陲”,“听说今秋第一围”，“汉家围合万车同”，“千里阴山骑四周”，“今年大狝殢林秋，青兕黄羊以万筹”等，[40]活灵活现地展示大规模围猎情景。因系“听说”而非亲历，且描绘与中统二年《飞豹行》类似。兹从略。
英宗也曾行猎于三不剌，袁桷《竹凤石屏记》载：
繇开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悬帘，五色贯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剌，以其国语志之也。地旷衍，均成沙，居民鲜少，地所宜惟瓜，悉发南戍卒垦树之，瓜绝甘美……至治元年，今天子巡北边，望祭陵寝……[41]
此处只言英宗在三不剌“巡北边，望祭陵寝”，未直接记述其围猎。幸而另一南人官僚柳贯七言律诗及序予以补记：
大驾北巡，将校猎散不剌，诏免汉官扈从。南旋有期，喜而成咏：
天子龙飞启圣时，乾坤阖辟载清夷。幸从在镐承周宴，重喜临边举汉仪。
御宿常时严虎卫，吉行唯日望鸾旗。诏恩许免陪骖乘，却愧长杨赋未奇。[42]
这首诗仅书日月，未载年份。揆以八月初二（癸卯）英宗自上都启程，二十一（壬戌）驻跸兴和路，九月初六（丙子）驻跸昂兀脑儿[43]附近的“昂兀岭”，九月二十七（丁酉）车驾还大都，[44]英宗赴三不剌围猎，当在至治元年九月上旬。换言之，袁桷《竹凤石屏记》与柳贯七言律诗等互证：英宗是年九月上旬赴三不剌围猎。尽管柳贯从汉地天子礼俗出发，将此次围猎附会作“在镐承周宴”和“临边举汉仪”，但毕竟是地道的蒙古围猎，又需自上都西北跋涉七百里以上，汉族文臣难以适应。南士柳贯于延祐六年（1319）担任国子监助教，至治元年升为博士。英宗特意“诏免汉官扈从”，自然包括柳贯在内。柳贯喜忧参半，虽恩免“陪骖乘”劳顿，仍有“长杨赋未奇”之憾。
另，《故康里氏改的公墓志铭》载：“泰定四年，扈幸上京。秋，奉旨试遏猎云州迤山墅。时更变，民肆图劫猎，遇焚，得免者公数人”。[45]此处的“遏”，狙击抵御或堤坝之义，“遏猎”即围猎。而“云州迤山墅”，当谓古云州延绵曲折的山野，估计与前揭“络野笼山卷朔陲”的三不剌是同一地。如果解释不差，此乃泰定帝赴三不剌围猎的唯一史证。而后，尽管有周伯琦“沙净泉宜酒，天凉秋合围”诗咏，[46]但尚未见其他诸帝合围捕兽的确凿史料。
三、昔宝赤万户、贵赤卫等官署设置与行猎供役
（一）昔宝赤鹰房屯集与相关官署
昔宝赤（siba’uči），又作昔博赤或失宝赤，蒙古语意为掌鹰隼者或养鹰人。蒙元皇室等贵族多设打捕鹰房，饲养海东青、苍鹰及其他猎鹰，以供狩猎。元中叶，昔宝赤还与速古儿赤、博儿赤、云都赤、烛剌赤等跻身怯薛近侍，美其名曰“皆君侧必用之人所不可少者”，[47]连成宗朝中书省首席平章伯颜也自称“俺根脚里是昔博赤来”。[48]
关于打捕鹰房户的组成、执掌、管理、捕猎运送、贡纳负担等，片山共夫、胡务已撰文探讨。[49]这里，重点讨论两文未多涉及的昔宝赤屯集、官署设置、携鹰南北迁徙、世袭及“爱马”集团化。
窝阔台汗七年（1235）当是抄籍部分人户组建御位下及诸王打捕鹰房之开端。[50]蒙哥汗时，康里“遗胤”曲律、牙牙兄弟奉命以怯薛宿卫“领昔宝赤”，充大汗位下昔宝赤官长。[51]劳延煊论述蒙古前四汗春冬行猎颇详，认为窝阔台和蒙哥汗多以和林南300里的汪吉为冬季行宫。至元二十七年贵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明安率兵追击叛军于“汪吉昔博赤之城”。[52]此“汪吉昔博赤之城”，估计是窝阔台和蒙哥御位下鹰房捕猎户屯集处。
早在成吉思汗攻金之际，即选降附民“为猎户，别置鹰坊总管府司之”，“常因畋狩以讲武功，故鹰师之职贵幸隆宠”。[53]经窝阔台汗七年抄籍，汉地昔宝赤所辖打捕鹰房户正式定籍，散布各地，数量不少。
世祖初，“领昔宝赤”曲律、牙牙兄弟留居漠南，忽必烈“畴其劳绩，给以土田、人户，俾居兴和天城之大罗镇”。[54]天城县，元初属宣德府，中统三年划归兴和路。“天城之大罗镇”由此成为曲律、牙牙兄弟及牙牙之子阿沙不花、脱脱的家族成员居地。世祖中叶，阿沙不花、脱脱入为怯薛宿卫，奉命世袭管领昔宝赤鹰房。[55]阿沙不花曾奏请：“以大同、兴和两郡当车驾所经有帷台岭者，数十里无居民”，官府“作室岭中，徙邑民百户居之，割境内昔宝赤牧地使耕种以自养”。据说，忽必烈“复欲尽徙兴和桃山数十村之民，以其地为昔宝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请存三千户给鹰食，帝皆听纳”。《世祖纪》亦证其实：“免徙大罗镇居民，令倍输租米给鹰坊”。[56]这表明兴和路天城县大罗镇及帷台岭等，世祖朝已成“昔宝赤牧地”及官修鹰房，另附有3000户以上“耕种以自养”且担负“给鹰食”的隶属民。武宗朝“禁鹰坊于大同、隆兴等处纵猎扰民”，[57]也是指谓这群昔宝赤投下集团。这些隶属民或以忽必烈赏赐曲律、牙牙兄弟的“人口”为骨干，《阿沙不花传》径称“奴隶”。笔者拙见，黄溍《敕赐康里氏先茔碑》早于《元史》，故遵黄溍“人口”说，且认为更像是“倍输租米”的私属“怯怜口”。此乃兴和路境内第一处御位下昔宝赤鹰房户集团及屯集地。[58]
为适应行猎需要，在察罕脑儿行宫附近形成了另一处昔宝赤屯集地：
三日后，至一城，名曰察罕脑儿（Tchagan-nor）。中有大宫一所，属于大汗。……其地亦有种种禽鸟不少，周围平原颇有白鹤、鹧鸪、野鸡等禽，所以君主极愿居此以求畋猎之乐，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此城附近有一山谷，君主建数小屋于其中，畜养鹧鸪无数，命数人守。[59]
元末周伯琦又像是给《游记》作注脚：“至察罕诺尔，云然者犹汉言白海也。其地有水泺，汪洋而深不可测，下有灵物，气皆白雾，故名。其地有行在，宫曰亨嘉殿，阙庭如上京而杀焉。置云需总管府，秩三品，以掌之。……居人可二百余家，又作土屋养鹰，名鹰房，云需府官多鹰人”。[60]马可波罗和周伯琦不约而同地记述：察罕脑儿行宫附近筑土屋居养鹰人以驯养鹰隼海青。出土于河北省沽源县的八思巴字“昔宝赤八拉哈孙站之印”，背款镌“至元十七年六月造”。[61]八拉哈孙（balaqasun）,又作八剌哈孙，蒙古语“城”之意。此昔宝赤八剌哈孙与《元史·明安传》的“汪吉昔博赤之城”及《选举志二》“和林昔宝赤八剌哈孙”，并非一地。《经世大典·站赤》载，失八儿秃（牛群头）和李陵台之间为昔宝赤站。[62]此昔宝赤站，亦即前揭八思巴字印章中的“昔宝赤八拉哈孙站”。《析津志》云：牛群头东60里和李陵台西60里之间为明安站。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又言：牛群头和李陵台之间为察罕脑儿及明安驿。[63]因察罕脑儿行宫、昔宝赤八剌哈孙和明安站彼此邻近，叶新民认为，“昔宝赤八拉哈孙站”，又名察罕脑儿站或明安站，三者往往替代称呼。[64]另据高厚《赠云中郡公铁著墓志铭》，此察罕脑儿行宫附近昔宝赤屯集地，始于另一名“领昔宝赤”的康里人撒迪弥实“奉旨创盖鹰房”。[65]换言之，迄至元十七年，察罕脑儿行宫附近形成了另一处“昔宝赤八拉哈孙”屯集地。它与“汪吉昔博赤之城”，一北一南，漠北“汪吉昔博赤之城”属于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漠南“昔宝赤八拉哈孙”则隶属于忽必烈等元朝诸帝御位下。二者先后问世及南北并存，应当是蒙元都城南移和皇帝行猎俗长期延续的派生物。
关于蒙元打捕鹰房管辖系列，片山共夫和胡务按隶属对象分作皇帝、皇后、诸王、功臣和天下州县所管五类。片山共夫还主张昔宝赤鹰房分为近侍昔宝赤和各地昔宝赤的二重结构，近侍昔宝赤往往奉命管领各地昔宝赤鹰房。[66]需要进一步申论的是：第一，应将载于《元史·百官志五》内史府之后管领太祖四大斡耳朵的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管领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等户总管府及统辖太祖二皇后、四皇后位下的管领打捕鹰房民匠达鲁花赤总管府、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民匠怯怜口总管府等，与忽必烈以降元朝皇帝和皇后位下所属打捕鹰房官署，区别开来。第二，《元史·兵志四》皇帝、皇后、诸王、功臣和天下州县所管五类昔宝赤鹰房，又可概括分为两大类别：（1）皇帝御位下及天下州县；（2）诸王、功臣投下。前者是为皇帝行猎及祭祀执役服务，属于本文讨论对象；后者是为诸王、功臣投下行猎执役服务，属于投下分封制度范畴。《兵志四》及其所据《经世大典》的编纂者，将“上都留守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宣德提领所打捕户，一百八十二户”等，列于“天下州县所设猎户”，而将大都路张元、阿都赤等8所，列入“御位下打捕鹰房官”，未必妥当，很可能是基于大都本位的一种划分。片山共夫把前述阿沙不花管领的兴和路昔宝赤鹰房户集团及《兵志四·鹰房捕猎》所载“御位下打捕鹰房官”张元、阿都赤等8所，都视作散居地方的昔宝赤的观点，也值得商榷。笔者拙见，由于元朝诸帝两都岁时巡幸和春猎秋狝，大都路和上都路及巡幸途经的昔宝赤鹰房户，都应归入“御位下打捕鹰房官”系统，其职司是直接为皇帝春猎秋狝执役服务。其他各地昔宝赤鹰房户则可归入“天下州县所设猎户”，他们的职司主要是“凡鸟兽皮角筋羽悉征输官”，“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疱，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67]又，“上都留守司打捕户”八字措辞，颇值得深究。元制，“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皇帝夏秋巡幸上都之际，“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廡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车驾还大都，则领上都诸仓库之事”。[68]揆以“上都留守司打捕户”和“宣德提领所打捕户”所属不足600户，明显少于阿沙不花兴和路昔宝赤及其隶属民3000户以上的数量。鉴于此，似乎不可排除如下可能性：“御位下打捕鹰房官”大都路张元、阿都赤等8所鹰房户，是皇帝冬季还大都之际昔宝赤南徙大都及附近“各州城”的部分（详后），而“上都留守司打捕户”及“宣德提领所打捕户”等则是鹰房冬季留守上都的部分。
元朝廷统一管辖昔宝赤鹰房的最早机构，或许是至元十七年设置的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69]这恰和前揭“昔宝赤八拉哈孙站之印”铸造时间一致。成宗元贞元年（1296）闰四月该总管府一度废罢。[70]武宗初“立鹰坊为仁虞院，秩正二品”，任命中书左丞相康里脱脱、遥授左丞相秃剌铁木儿和也可札鲁忽赤月里赤“并为仁虞院使”。[71]昔日漠北“効死于乘舆前”的知枢密院事额尔吉纳，也曾兼仁虞院使。[72]而后，左丞相塔思不花亦“总鹰房事”。估计这帮漠北旧将多半原系怀宁王位下昔宝赤近侍，故此时多以中书省和枢密院重臣兼任仁虞院使也顺理成章。由此，鹰房官署不仅从正三品升格正二品，而且开了左丞相等兼任长官的先例。史称，左丞相塔思不花兼领之际，昔宝赤鹰房势力最为显赫，各地提举等官“多并缘侵扰，民罹冤苦，无从告讦”，[73]还出现昔宝赤八剌哈孙总管府及旋升格奉时院的建置。[74]仁宗即位伊始，革除武宗冗官滥爵，正二品的仁虞院被废罢，重新设置鹰坊总管府，[75]品秩或恢复正三，但昔宝赤八剌哈孙达鲁花赤脱欢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太尉。[76]文宗至顺初，改置仁虞都总管府，品秩或略回升。[77]顺帝中期罔顾冗滥，“复设仁虞、云需、尚供三总管府”。[78]仁，即仁德；虞，《周礼》中指掌管山泽苑囿官署。仁虞院及仁虞都总管府等设置，体现武宗及其嗣位子孙在汉儒协助下附会风雅，以抬高昔宝赤鹰房。
世祖朝接连发生阿里不哥、海都、乃颜等诸王反叛，元廷往往就便签发平素由鹰师畋猎训练的鹰房户为兵，北上征戍。如中统三年，“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赵炳将之”，“签见任民官及〔打〕捕鹰坊、人匠等军”；至元八年，“以沙州、瓜州鹰坊三百人充军”；十三年，“括猎户、鹰坊户为兵”。[79]还相继组建昔宝赤万户、千户等。其中，黄河中下游及长城一线签发和驻戍的，大抵是“昔宝赤右手万户”的兵员基础。辽阳行省境内签起和驻戍的，大抵是“失宝赤万户”及“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的兵员基础。
《元史》卷134《小云石脱忽怜附巴丹传》载：
（畏兀儿人）巴丹事世祖为宝儿赤，鹰房万户。从征哈剌章有功……后以鹰房万户从裕宗北征，至称海你里温，赐银椅及钞一万五千贯，命归守真定。未几，命行省扬州，巴丹辞曰：“臣自幼未尝去陛下，愿侍左右。”改隆兴府达鲁花赤，遥授中书右丞。谕曰：“是朕旧所居，汝往居之。”巴丹又辞，帝不允。居三年，海都叛，奉旨从甘麻剌太子往征之，师还，以功赐金一铤。卒，赠银青光禄大夫、司徒。子阿里，鹰房千户。
忽必烈潜邸宝儿赤“根脚”的巴丹，曾从征云南，是时未见鹰房万户建制。故巴丹任宝儿赤和鹰房万户，应有时间相隔，估计后者与至元七年秋“以鹰房万户从裕宗北征”是一回事，[80]表明至元七年已有鹰房万户及征戍漠北。隆兴府为隆兴路和兴和路的前身，此前已“建行宫”，故忽必烈诏谕“是朕旧所居”。巴丹“改隆兴府达鲁花赤，遥授中书右丞”，或许实际掌管兴和路一带的昔宝赤鹰房。世祖末，近侍阿沙不花又曾“以西手千户领昔宝赤从成宗北征，与海都战”。至正七年（1347），康里脱脱次子铁木儿达识以左丞相“兼官为昔宝赤右手万户”。[81]这大体是昔宝赤“右手”或“西手”万户的脉络与传续。
《析津志辑佚》载，肇州和吉答以北“一路东行至失宝赤万户”。[82]此万户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已载入。[83]丛佩远认为，辽阳行省开元路境内失宝赤万户位于今黑龙江省爱珲附近。[84]《至正条格》中“开元路打捕鹰房千户阿里”，[85]当属此“失宝赤万户”麾下。另，武宗至大三年下令答己太后“兴圣宫鹰坊等户四千分处辽阳，建万户府以统之”。仁宗延祐二年冠名“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隶中政院”。[86] “海西”即大海以西，[87] “辽东”则是辽河以东。顺帝朝历任宣徽院使、中政院使的星吉，曾奉旨调任该万户府达鲁花赤。[88]从方位上看，此“失宝赤万户”与“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均在辽阳行省北部，是否同一个万户，暂存疑。相对于前述“右手”或“西手”万户，“失宝赤万户”及“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属“左手”或“东手”万户。《元史·仁宗纪》“左右鹰坊”的称谓，或基于以上分野。[89]
（二）昔宝赤携鹰南北迁徙、世袭管领及“爱马”集团化
如前述，忽必烈等元朝诸帝“飞放”行猎，初春在大都柳林，夏秋在上都附近。昔宝赤负责养鹰驭鹰，相应需要岁时携鹰南北迁徙以供役。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禁约侵扰百姓》言：
每岁鹰房子南来，所经州县，市井为空。将官吏非理凌辱，百姓畏之，过于营马。及去，又须打发撒花等物，深为未便。乞严行禁约，以安吏民。[90]
王恽此篇奏文，“系监司时建白”，亦即担任提刑按察副使、按察使的至元十四年到二十八年。就是说，世祖中后期冬季昔宝赤“鹰房子南来”，春季随驾北去，已成定制。这段时间滞留中国的马可波罗也说：“冬天时候，这些鸟皆喂肥了，天气酷冷，大可汗不住在那里（引者注：察罕脑儿）。他叫人用骆驼载运他们，送过他，不管他自己住在那里”。[91]可为佐证。成宗朝依然有“先出去山后放鹰的昔宝赤每的马匹”，“山后并口子里”“十里、二十里沿着村店宿睡”，“宿顿去处与草料者”等类似情况。[92]
仁宗朝的一件公文云：
延祐元年八月，中书省奏准事理：
一件。“去年‘昔宝赤每，教拾月里入大都来者’么道，圣旨有呵，预先将鹰入来，教外头拴的，又将入来的也多有来。今年‘教拾月初壹日入来者’么道，圣旨有来。如今昔宝赤每根底，差人去大都的入来的，拾月初一日合里头拴的鹰，教将入来者，外头拴的鹰，教外头拴者。那里拴呵，教昔宝赤官人每，度支监官每根底说将来，凭度支监文字，教各州城准备草料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93]
仁宗是唯一对昔宝赤飞放略作约束限制的皇帝。因昔宝赤飞放对农田稼穑多有践踏，仁宗继续推行保护农桑的政策，其对飞放略作限制，也合情合理。皇庆元年（1312）曾降旨：“今年田禾多不收，百姓饥困，朕不飞放。”[94]延祐元年前后，在基本维持昔宝赤岁时携鹰南北迁徙“教拾月里入大都来者”旧制的前提下，仁宗又降圣旨批准，对携带鹰隼南入大都的昔宝赤，区别“合里头拴的鹰，教将入来者，外头拴的鹰，教外头拴者”两种情况，只允许部分昔宝赤携鹰隼进入大都城，部分所携鹰隼则需城外“拴者”。无论城内外“拴者”，仍允许“昔宝赤官人每”“凭度支监文字，教各州城准备草料”。显然，仁宗仅能对昔宝赤岁时携鹰南北迁徙的旧制稍作调整，而不敢作较大的改动。[95]另，“八儿赤、养豹子的、养皂鹰的”“将着家小围场”，同样是仁宗特降圣旨才得以禁止的。[96]
笔者还发现，元代昔宝赤家族成员率多世袭管领鹰坊。自蒙哥汗到顺帝朝，康里氏曲律、牙牙及其子孙阿沙不花、脱脱、霸都、铁木儿达识、拔都儿、秃鲁，共计五代9人，世袭管领昔宝赤，且占据仁虞院及仁虞都总管府等官职。另一康里氏铁著家族自撒迪弥实奉命“领昔宝赤”，脱忽思三子月里失、撒迪弥实长子铁著、铁著长子丑斯、铁著次子改的、铁著三子卜顔帖木儿、丑斯长子明安铁穆迩等，陆续“领昔宝赤”，共计四代7人。汉人昔宝赤高宣、赵柔等家族，也与此类似。兹列表观其梗概：
元代阿沙不花等家族成员世袭昔宝赤一览表
所属家族 | 姓名或名字 | 族属及籍贯 | 世系 | 根脚和鹰房职务 | 任职时间 | 出处 |
康里曲律、牙牙二兄弟家族 | 曲律 | 康里氏，世祖俾居兴和路天成县大罗镇 | 康里国王近属二孤 | 召入宿卫，领昔宝赤 | 宪宗朝 | 《黄溍全集》第704——709页。《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第3295—3297页；卷138《康里脱脱传》，第3321页 |
牙牙 | ||||||
阿沙不花 | 牙牙子 | 西手千户领昔宝赤 | 世祖朝 | |||
康里脱脱 | 阿沙不花弟 | 右丞相兼任仁虞院使 | 武宗朝 | |||
霸都 | 康里脱脱长子 | 仁虞都总管府达鲁花赤 | 顺帝朝 | |||
铁木儿达识 | 康里脱脱次子 | 左丞相兼官为昔宝赤右手万户 | 顺帝朝 | |||
拔都儿 | 铁木儿达识长子 | 袭领昔宝赤 | 顺帝朝 | |||
秃鲁 | 拔都儿长子 | 仁虞都总管府达鲁花赤 | 顺帝朝 | |||
康里阔奇端礼拔实丁家族 | 撒迪弥实 | 康里氏，先“賜第”上都大西关及住夏地，又赐第大都鸣玉里马市桥，后迁大都西城里 | 脱忽思次子 | “以功臣子召入宿卫”，“日遂近侍，特命领昔宝赤” | 世祖朝 | 《赠云中郡公铁著墓志铭》、《康里氏改的公墓志铭》、《故承直郎崇祥规运提点所大使卜顔帖木儿墓志铭》，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 |
月里失 | 脱忽思三子 | 袭大宗正府也可扎鲁忽赤，历仁虞院使，仍前职 | ||||
铁著 | 撒迪弥实长子 | 袭领昔宝赤，“成皇践祚，受知益深，爲舍儿别赤”。 | 成宗、武宗、仁宗朝 | |||
丑斯 | 铁著长子 | 袭速古儿赤，领昔宝赤 | ||||
改的 | 铁著次子 | 袭领昔宝赤 | ||||
卜颜帖木兒 | 铁著三子 | “命领伴当廿人爲昔宝赤” | ||||
明安铁穆迩 | 丑斯长子 | 袭领昔宝赤 | 顺帝朝 | |||
高宣家族 | 高宣 | 汉人，辽阳 | 打捕鹰坊都总管府都总管 | 太宗四年 | 《元史》卷153《髙宣传》，第3614—3615页 | |
高天锡 | 高宣子 | 世祖潜邸宿卫必阇赤，袭鹰坊都总管 | 中统二年 | |||
高谅 | 高天锡子 | 燕王位下符宝郎，后袭鹰坊都总管 | 世祖朝 | |||
塔失不花 | 高谅子 | 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丧辞 | 成宗初 | |||
赵柔家族 | 赵柔 | 汉人，始居奉圣州，后迁易州涞水 | 总管诸处打捕鹰坊 | 《马祖常集》卷13《勅赐御史中丞赵公先徳碑铭》，王媛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 ||
赵守赟 | 赵柔长子 | 总管大都保定打捕鹰坊 | ||||
赵守政 | 赵柔次子 | 权打捕鹰坊 | ||||
赵谦 | 守赟长子 | 袭总管打捕鹰坊 | ||||
赵迁闾 | 守纯次子 | 提领打捕鹰坊 | ||||
赵宻 | 守政次子 | 总管大都等处打捕鹰坊 | ||||
巴丹家族 | 巴丹 | 畏兀儿 | 小云石脱忽怜子 | 宝儿赤，鹰房万户 | 世祖朝 | 《元史》卷134《小云石脱忽怜附巴丹传》，第3262页 |
阿里 | 畏兀儿 | 巴丹子 | 鹰房千户 | |||
王阿都赤 | “世袭祖父职” | 掌十投下、中都、顺天、真定、宣德等路诸色人匠打捕等户 | 《元史》卷101《兵志四·鹰房捕猎》，第2599——2600页 | |||
石抹也先 | “世袭祖父职” | 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民户达鲁花赤 | ||||
李脱欢怗木儿 | “世袭祖父职” | 管领大都路打捕鹰房等官 | ||||
黄也速䚟 | “世袭祖父职” | 宣授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人匠等户达鲁花赤 | ||||
移剌帖木儿 | “世袭祖父职” | 管领鹰房打捕人匠等户达鲁花赤 | ||||
阿八赤 | “世袭祖父职” | 宣授管领打捕鹰房等户达鲁花赤 | ||||
寒食 | “世袭祖父职” | 宣授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人户达鲁花赤 | 《元史》卷101《兵志四·鹰房捕猎》，第2600页；《元史·顺帝纪三》至正元年十月己酉，第862页 |
如同宝儿赤厨子，昔宝赤养鹰人同样是少数允许“子孙世其职”的怯薛近侍执事。[97]养鹰与一般执事不同，更讲究“熬鹰”、“过拳”、“跑绳”、“勒膘”等专门技艺，其职业技艺父子相传甚至超过宝儿赤厨子，客观上增加了昔宝赤鹰房家族成员世袭的概率。许有壬诗“世是鹰房袭小儿[98]”，即谓此。
早在至元二十一年，遵照忽必烈诏令，昔宝赤还和博儿赤、哈剌赤、贵由赤等类似，获赐江南食邑及户钞衡州路安仁县四千户。[99]不过，是时昔宝赤只相当于怯薛执事分支而已。《元典章》卷38《昔宝赤扰民》云：“至大四年四月初九日，特奉圣旨：‘昔宝赤爱马里，休教汉儿人行者。’”[100]伴随蒙元皇帝恪守春猎秋狝旧俗及昔宝赤子孙世袭，迄仁宗初，御位下昔宝赤及所属鹰人逐渐形成“爱马”、“部”之类的群体，故能以爱马（蒙古语ayimaq，部、部落之意）称呼之。《元史》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八月壬申又载：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言：“臣等比奉旨裁省卫士，今定大内四宿卫之士，每宿卫不过四百人；累朝宿卫之士，各不过二百人。鹰坊万四千二十四人，当减者四千人。内饔九百九十人，四怯薛当留者各百人。累朝旧邸宫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当留者千一百二十人。媵臣、怯怜口共万人，当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归本部著籍应役……”制可。
迄文宗朝，昔宝赤及鹰房户一度扩张到14024人。除去《游记》载“一万捕鹰匠”，“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至大三年已有4000户；至顺年间，“濒黄河所居鹰坊”也达到5000户。[101]可证昔宝赤14000人执役群体规模之实。尽管文宗降旨批准“裁省”至10000人，且严令“其汰去者，斥归本部著籍应役”。无论此次“裁省”落实与否，御位下昔宝赤及鹰房户已构成怯薛内最庞大的分支集团，几乎接近怯薛“大内四宿之卫”、“累朝宿卫之士”、“内饔”、“累朝旧邸宫分饔人”及“媵臣、怯怜口”等人数总和。[102]这的确是怯薛组织内值得瞩目的动向！元后期昔宝赤爱马的膨胀，至少有两条直接原因，一是昔宝赤和鹰师职业惯性世袭，不断增加该爱马主干人员的基数；二是基于武宗朝答己太后“兴圣宫鹰坊等户四千”和文宗朝“濒黄河所居鹰坊五千户”，时至元末，左、右手二鹰房万户建制一直在维持延续。
3、贵赤参与行猎执役
贵赤或贵由赤，大致组建于至元十三年。《元史》卷135《明安传》载，康里人明安奉世祖诏令，籍取“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由明安管领。之后，明安率领的贵赤军，一是“岁扈驾出入”，二是屡次北征。至元二十一年，贵赤还获赐江南食邑及户钞和州历阳县四千户，[103]随之也成为怯薛执事分支之一。不久，明安获赐虎符，领贵赤军北征。至元二十四年，又设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明安被委任为达鲁花赤。而后，明安子帖哥台、明安弟脱迭出及孙普颜忽里相继世袭达鲁花赤。[104]来自克烈部的穆斯林哈散纳之孙木八剌，也担任过贵赤千户。[105]贵赤卫亲军多数时间屯戍于大都路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一带，[106]地处通往上都的古北口东道顺州东北70里处。周伯琦云：“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107]拉施德又说，通往上都三条驿道中的第一条为“供打猎用的禁路”。[108]揆以前揭中统二年“帝亲将诸万户汉军及武卫军，由檀、顺州驻潮河川”[109]及赴汤山之东围猎，此驿道确实曾经用于军旅调动和皇帝围猎。
通常，学者们依据杨瑀《山居新语》，把贵赤释为“脚力便捷与快行者”，对其具体职司的解释则含糊不清。[110]幸而《马可波罗游记》留下弥足珍贵的记载：
大汗有两男爵，是亲兄弟，一名伯颜(Bayan)，一名明安（Mingam）。人称此二人曰古尼赤（Cunichi），此言管理番犬之人也【百衲本：此言狩猎师（masters of the hunt），他们饲养狩猎犬、寻猎犬、灰狗以及我们称为獒犬的大型犬】。兄弟两人各统万人……大汗出猎时，其一男爵古尼赤将所部万人，携犬五千头，从右行。别一男爵古尼赤率所部从左行。相约并途行，中间留有围道，广二日程。围中禽兽无不被捕者。……君主偕诸男爵骑行旷野行猎时，可见此种大犬无数，驰逐于熊、鹿或他兽之后，左右奔驰，其状极堪娱目也。[111]
伯希和已考订此古尼赤（Cunichi）似为Cuichi传写之误，当是贵赤或贵由赤的对音。[112]笔者赞同伯希和的考订。诚如《游记》所云，贵赤和贵赤卫军即便不是主要掌管行猎，至少也是以其“脚力便捷与快行”的特长，或负责带领和驱赶猎犬，随从参与了忽必烈等皇帝的行猎执役。
另举如下三条史实以为佐证：其一，《游记》中明安的名字及基本事迹，恰与前揭《元史·明安传》奉命组建万人贵赤和担任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的康里人明安相符。冯承钧已注意这一点，估计不会是巧合。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贵赤明安”还曾和御史台官员商议滦河东西畔禁断“打围”事宜。[113]其二，前揭《世界征服者史》说围猎人员须遵循的“路线（蒙古人称之为捏儿格）”，大致相当于《游记》中的“围道”。参与围猎的军士须按规定的“围道”（捏儿格）徒步行走。这与贵赤“脚力便捷与快行”的特长，正好契合。其三，《元史》载至大元年“中书省臣言：贵赤扰害檀州民，敕遣人往讯，其辞伏者宜加罪。有旨：勿问。臣等以为非宜，已辞伏者先为决遣。帝曰：俟其猎毕治之。”[114]檀州（今北京密云）地处古北口东道第二站，元初起即是自大都向上都调动军队常用驿路所必经，又兼为皇帝行猎禁地。《经世大典序录·鹰房打捕》称为“檀州禁地内”。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也曾发生“檀州等处山后的禁地面里，刘得成等人每，为杀了野物的上头，拿着问了”。[115]据此，当排除贵赤自行狩猎的可能。既然武宗说“俟其猎毕治之”，贵赤参与武宗等皇帝行猎，应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三条恰与《游记》交互为证，表明明安、伯颜兄弟各管领一万贵赤至少是频繁参与了皇帝围猎。或许前四汗及世祖初“汤山以东”围猎，通常是调集附近数百里的诸多军队替大汗围猎供役。时至元中叶，都城南迁，诸卫侍卫亲军及兵员扩充，长期驻屯于两都京畿圈内的军队，自然就非20余卫侍卫亲军莫属了。平素在大都东北檀州屯戍的贵赤卫，较多参与忽必烈等诸帝行猎，也合乎情理。在行猎供役中，贵赤“脚力便捷与快行”确能派上用场，可满足围猎之际徒步携犬合围驱赶野兽的需要。换言之，贵赤以“脚力便捷与快行”为其专长，具体职司则是徒步携犬参与皇帝行猎。
然而，蒙古语中训管狗者曰奴海赤noqaiči，狩猎师另有按赤（angči）和阿巴赤（abači）。贵由赤又是如何与“管理番犬之人”或“狩猎师”攀上关系呢？笔者的理解是：奴海赤是负责驯养猎犬的，按赤是负责射猎野兽的，阿巴赤侧重于围猎执事。贵赤或利用“脚力便捷与快行”的特长，重在携带或驱赶飞速奔跑的猎犬。贵赤大致是和奴海赤、阿巴赤等协同配合，一起完成围猎任务的。在利用“脚力便捷与快行”特长和驱赶猎犬环节，贵赤也算是广义上的“狩猎师”。
陶宗仪说，“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狗”。[116]关于“鹰背狗”及“雕窠生犬”俗，美国学者爱尔森和中国学者钟焓已作过很好的研究，认为欧亚内陆采取猎狗和猎鹰相互配合以完成狩猎相当普遍，为此需要在鹰和犬很小的时候将其放在一起驯养，使其逐渐相互适应对方的习性，最终实现猎鹰先行空中攻击，猎犬陆地奔驰获取猎物的协同狩猎。[117]本文所讨论的昔宝赤负责纵鹰飞放，贵赤及奴海赤等携带驱赶猎犬追逐野兽，二者恰恰可以替元朝诸帝行猎提供“鹰背狗”式的执役。
四、结语
王恽言：“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118]对蒙元统治者来说，围猎就是骑射演习与军事动员，其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甚为重要。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就曾负责狩猎。大多数蒙古人都把游猎视作最大的乐趣荣耀。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对游猎的这种崇尚向往依然没有多大减弱。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载：
海东青杂鹘，先朝多或十赐。惟至白鹘觜爪玉如，圣语晓曰：“是禽惟朕及鹰师所鞲，以卿世臣诸孙，宣力之多，日桑榆矣，无以娱心。河南治地，平衍而远，且多陂泽，鹅鹳所集，时出纵之，使民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启邪心。”[119]。
成宗铁穆耳对河南行省平章博罗欢的“圣语”，蕴含三层意思：第一，成宗曾经和昔宝赤一起亲自调教臂鞲“白鹘”，臂鞲飞放，在元宫廷上层乃至皇帝本人都亲力亲为，奉行不衰。杨维桢诗“金为冠，玉为衣”，“先帝亲手鞲”，[120]可为证。第二，海东青以纯白玉嘴玉爪最为珍稀，12世纪末也速该在世时蒙古人已开始崇尚白海青。[121]成宗特赐“觜爪玉如”的“白鹘”，显示对“宣力之多”的“世臣诸孙”博罗欢的例外恩泽。第三，成宗鼓励河南行省平章等蒙古勋贵时出纵鹰行猎，不单是供其“桑榆”“娱心”及保护其游猎特权，还寓有蒙古游猎至上和“使民”“不敢萌启邪心”之类的扬威镇遏等义。
元代文化在格局上的特殊变化就是：蒙古草原文化和汉地文化或并为主导性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总体上讲，元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是蒙古草原文化居多，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亦有等差。元前期和北方草原地带及两都等域境，蒙古草原文化的比重偏大；元后期和南方等域境，汉地文化主导地位显赫。元朝诸帝春猎秋狝，应是遵循成吉思汗宝训，始终保留草原游牧君主属性的显著标尺之一。春猎秋狝多寡，或可见证他们对游牧旧俗的保留承袭程度的深浅。世祖、成宗等春猎秋狝偏多，凸显仍以蒙古为本位的原则，譬如忽必烈春猎9次以上，围猎3次以上。布衣赵天麟曾上奏“伏望陛下……简夫游畋之事，革延日弥旬之例，戒光武夜归之失”，[122]但并没有得到回应和批准。仁宗以降逐步减少行猎，又表明其汉化或儒化程度不同地加深。在诸帝游猎问题上似可折射蒙古草原文化与汉地农耕文化间的冲突、碰撞。某种意义上，春猎秋狝多寡似乎成了元朝诸帝恪守蒙古旧俗或接受汉法的“寒暑表”。
“人虽狗监知文士，世是鹰房袭小儿。梵刹能司天祸福，经筵时论国安危。”[123]许有壬是元后期唯一较长时间担任中书省参政、左丞的汉人进士，他对元朝廷杂糅蒙古游猎俗、吐蕃喇嘛教和儒学经筵而各派其用场，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诗中“人虽狗监知文士”句，大抵指谓《马可波罗游记》“携犬五千头”从猎的贵赤及奴海赤等，时至元末此类“狗监”或粗知文墨；“世是鹰房袭小儿”句，讲的则是昔宝赤鹰房子孙世袭。杂剧《唐李靖阴山破虏》头折有平章白“石保赤高擎着铁爪苍鹰，奴海赤双牵着金铃细犬”，[124]又可为佐证。在某种程度上，许有壬诗似乎是在为昔宝赤和贵赤等参与皇帝游猎执役做点睛般的评骛，且充任蒙古游猎文化一极的重要表征。
人们常常对武宗修建元中都的动机感到困惑。如果侧重于两都加春秋游猎行宫视角去探寻，答案似乎容易得到。首尔大学金浩东教授说：元朝皇帝的两都巡行，并非以冬夏两季移动，而是继承草原游牧俗，以四季游幸的方式进行。[125]无论辽四时捺钵，抑或蒙古前四汗四季行宫，夏冬二季的捺钵和行宫都是最重要的。况且，上都是忽必烈登汗位肇兴之地，大都是太庙所在和控制汉地的枢纽。元朝诸帝北赴上都前总是在柳林一带春猎。而秋季回銮，又总是取兴和路之西道，[126]在察罕脑儿等处秋狝之后南归大都。自忽必烈始，漠南两都城郭功能大大强化，以两都巡幸为主，附带“春猎秋狝”，逐渐形成了两都加春秋游猎行宫的体制。揆以元中都宫城南门内附广场及特有的东西两侧疑似廊柱建筑，其行宫色彩较重，规制功能无法和上都、大都比拟，藉此废罢和取代上都或大都的可能性很小。考虑到武宗在漠北总兵八九年，对前四汗四季行宫俗容易青睐和怀念。他修建元中都等，或许试图将“春猎秋狝”行宫升格或固定为呼鹰台和中都城，希冀以“三都一台”去重温蒙古国四季行宫的“旧梦”。如此解释武宗修建中都的动机及背景，或许比较合理。
注释
[1] 参见劳延煊：《元朝诸帝季节性的游猎生活》，《大陆杂志》（台北）第26卷第3期，1963年。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51、158—168页。此外，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简述东、西、北三凉亭畋猎（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0—133页）。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论及两都狩猎禁地（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145页）。片山共夫《元朝の昔宝赤について－－怯薛の二重構造を中心として》阐述近侍昔宝赤和各地昔宝赤的二重结构（《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10辑，1982年，第59—75页）。胡务《元代的打捕鹰房户—兼对<元史·兵志·鹰房捕猎>补正》考察打捕鹰房户的组成、管理及生活负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金浩东《蒙古帝国君主的两都巡幸与游牧习俗》揭示两都巡幸对蒙古四季“纳钵”俗的继承（《中央亚细亚研究》第7号，首尔：韩国中央亚细亚学会，2002年，第1—25页）。党宝海《察罕脑儿行宫与蒙古皇室的鹰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6期，第1—7页）和《“戏出秃打”与“哈黑义磨”》（《清华元史》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4—140页），分别考订察罕脑儿鹰猎与春猎地柳林的蒙古语还原。
[2] 《元史》卷2《太宗纪》，九年丁酉春，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5页；张德辉：《纪行》，王恽：《秋涧集》卷100，《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册，第532页。另参见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0页。
[3] 《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1308）七月壬戌，第500页。
[4] 《元史》卷27《英宗纪一》，至治元年（1321）二月丁巳，第610页；卷28《英宗纪二》，至治二年春正月辛巳，第619页。
[5] 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82、184、185、187页。以下简称《游记》张星烺译本。
[6] 《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30页；卷12《世祖纪九》，第240页。
[7] 参见《元史》卷79《舆服志二》，第1974页；姚燧：《牧庵集》卷19《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李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31册，第11页A。
[8] 王頲：《马可波罗所记大汗乘象史实补释》，《元史论丛》第8辑，南昌：江西教育版出版社，2001年，第2432页。
[9] 张昱：《张光弼诗集》卷3《辇下曲》，四部丛刊续编，第451册，第13页A。
[10]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贺丞相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第1438册，第5页A；卷18《贺丞相墓志铭》，第1439册，第2页A。
[11]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3、80页。
[12] 《禁地内放鹰》、《禁治打捕兔儿》，《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陈高华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24、1327页；《鹰房捕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四部丛刊初编》，第2027册，第76页B。
[13] 《禁治打捕兔儿》，《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第1327页。
[14] 《题名放鹰》、《有体例飞放打围》，《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第1320—1322页。
[15] 拙文《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6] 周伯琦：《近光集》卷2《立秋日书事五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14册，第523页。
[17] 《游记》张星烺译本，第123—124页。
[18] 宋本：《至治集·上京杂诗》，《永乐大典》卷770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579页；陈孚：《陈刚中诗集》卷3《玉堂稿·明安驿道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58页。
[19] 参见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第50页。
[20] 王頲：《一陉川近——辽、金的凉陉和金莲川》，《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2—167页。
[21] 王恽：《秋涧集》卷6《飞豹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册，第213页。
[22] 王恽：《秋涧集》卷80《中堂事记上》，中统元年十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359页
[23] 王恽：《秋涧集》卷82《中堂事记下》，中统二年九月廿七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390页。
[24]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页；拉施德：《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页。
[2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版），隐公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2页；《辽史》卷32《营卫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金史》卷10《章宗纪二》，明昌六年十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7页。
[26]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第44、29—31页。
[27] 拉施德：《史集》，第2卷，第71页；《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册，第6页B；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大打围》，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7页。
[2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第30页。
[2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0《扈从冬狩》，四部丛刊初编，第1373册，第3页B；周伯琦：《近光集》卷1《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十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15页。《游记》张星烺译本，第125页；《经世大典·站赤一·豹子肉例》，《永乐大典》卷1942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286页。
[30] 《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统二年十月壬寅，十一月壬戌、癸酉，第75、76页。
[31] 《梁书》卷9《曹景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9页；《南史》卷55《曹景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5页。
[32] 《袁桷集》卷19《竹凤石屏记》，李军等点校，《元代别集丛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319页。
[33] 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第131页。
[34] 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第51页；王頲：《卅泉路遥——元代的官山和三不剌》，《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第249—263页。
[35] 《袁桷集》卷19《竹凤石屏记》，第319页。
[36] 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4《丞相顺德忠献王》，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5页。
[37] 《元史》卷9《世祖纪六》，至元十四年八月辛未，第192页。
[38] 虞集：《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456页；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4《内翰董忠穆公》径用《行状》所言，第285页；吴澄：《吴文正公集》卷34《董文用墓表》仅扼要载其事曰：“从幸三部落。”（《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566页）
[39] 《元史》卷18《成宗纪一》至元三十一年九月壬子，十月戊寅，第387页。
[40] 王恽：《秋涧集》卷32《甘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侯承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之盛，书六絶以纪其事》，《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册，第465页。
[41] 《袁桷集》卷19，第319页。
[42] 柳贯：《柳待制集》卷5《八月二日》，《四部丛刊初编》，第1476册，第2页B。
[43] 亦邻真、周清澍等《内蒙古历史地理》云，石碇河儿，蒙古语昂兀脑儿，即《金史》抚州柔远县境的昂吉泺或鸳鸯泺，今名安固里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
[44] 《元史》卷27《英宗纪一》，第613—614页。
[45] 高厚：《故康里氏改的公墓志铭》，内蒙古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收藏。此处的云州，笔者以为是古云州，即今大同到集宁一带，而非元中统四年新建的上都以南的云州。
[46] 《明安驿》，周伯琦：《近光集·扈从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44页
[47] 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怯薛》，邱树森、何兆吉点校：《元朝奏议集录》（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48] 《题名放鹰》，《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第1322页。
[49] 片山共夫：《元朝の昔宝赤について－－怯薛の二重構造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10辑，1982年，第59—75页。胡务：《元代的打捕鹰房户—兼对<元史·兵志·鹰房捕猎>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0] 苏天爵：《元文类》卷41杂著《经世大典序录》，《鹰房捕猎》，第76页A。
[51] 《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黄溍全集》，王頲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04页；《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卷138《康里脱脱传》，第3295、3221页。
[52] 《元史》卷135《明安传》，第3281页。
[53]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5《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48页；卷19《房山贾君墓碣铭》，第319页。《元史》卷153《高宣传》，第3614页。
[54] 《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黄溍全集》，第704页。
[55] 《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载“阿沙不花既领昔宝赤”；卷138《康里脱脱传》载；成宗初，“脱脱奉诏以名鹰赐伯颜”。第3297页，第3321页。
[56] 《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第3297页；卷7《世祖纪四》，至元九年七月乙酉，第142页。
[57] 《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七月壬戌，第500页。
[58] 有关兴和路昔宝赤，可参考葛仁考：《元代直隶省部研究》第6章《兴和、顺德、怀孟三路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0年，第164—185页。
[59]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以下简称《游记》冯承钧译本。
[60] 周伯琦：《近光集·扈从集》，“前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42页。
[61] 参见照那斯图、薛磊著《元国书官印汇释》，§804昔宝赤八拉哈孙站之印，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
[62] 《经世大典·站赤六》，天历元年十一月十日，《永乐大典》卷19421，第7237页。
[63] 《大都东西馆马步站·天下站名》，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周伯琦：《近光集·扈从集》，“前序”，第542—543页。
[64] 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第146页。
[65] 高厚：《赠云中郡公铁著墓志铭》，内蒙古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收藏。
[66] 片山共夫：《元朝の昔宝赤について－－怯薛の二重構造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10辑，1982年，第59—75页。
[67] 姚燧：《牧庵集》卷13，《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第1429册，第13页B；《元史》卷101《兵志四·鹰房捕猎》，第2599—2600页。
[68] 《元史》卷90《百官志六》，第2277、2299页.
[69] 《元史》卷90《百官志六》，第2302页。《百官志六》中，此总管府前与大都路都总管府并列，后面又有宛平县、大兴县、东关厢巡检司和西北、南关厢两巡检司。疑有错简。
[70] 《元史》卷18《成宗纪一》，元贞元年闰四月己未，第393页。
[71] 《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二月癸巳，第494页。
[72] 姚燧：《牧庵集》卷26《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师中書右丞相史公先德碑》，《四部丛刊初编》，第1432册，第4页B。
[73]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34《故赠承事郎乐陵县尹张君墓表》，第3册，第574页；《元史》卷112《宰相年表》，第2814—2816页。
[74] 《元史》卷23《武宗纪二》，至大二年七月甲辰，第513页。
[75] 《元史》卷24《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二月丁卯，第539页。
[76] 《元史》卷25《仁宗纪二》，延祐三年春正月乙巳，第572页。
[77] 《元史》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十月乙亥，第768页。至顺元年二月甲午条载：“立诸色民匠打捕鹰坊都总管府，秩正二品”。（第752页）
[78] 《元史》卷44《顺帝纪七》，至正十五年正月庚辰，第921页。
[79] 《元史》卷5《世祖纪二》，中统三年三月庚申辛酉，第83页；卷163《赵炳传》，第3836页；卷7《世祖纪四》，至元八年二月乙巳，第134页；卷9《世祖纪六》，至元十三年五月己酉，第182页。
[80] 《元史》卷115《裕宗传》，第2888页。
[81] 《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黄溍全集》，第704、708页。
[82] 《大都东西馆马步站·天下站名》，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辑：《析津志辑佚》，第122、123页。
[8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7册，第13—14页。
[84] 丛佩远：《中国东北史》第3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85]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断例》卷7《压良为驱》，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刊印，2007年影印本，第94页。
[86] 《元史》卷23《武宗纪二》，至大三年夏四月己酉，第524页；卷25《仁宗纪二》，延祐二年五月庚午，第569页；卷116《后妃传二·顺宗昭献元圣皇后》，第2901页。另据卷88《百官志四》，此万户府全称为“海西辽东哈思罕等处鹰房诸色人匠怯怜口万户府”，所辖11个千户所中唯有一个明言“打捕鹰房怯怜口千户所”。（第2237、2238页）另有前揭《至正条格》中的“开元路打捕鹰房千户阿里”。
[87] 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四十“海西与海西女真”曰：“海西即大海以西，此海谓日本海连同它的北部——鄂霍次克海而言”；“只是明的中晚叶，才将海西的范围限制在忽兰河流域”。（北京：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3、194页）今从之。
[88] 宋濂：《朝京稿》卷1《元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丞相、追封咸宁王、谥忠肃星吉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罗月霞整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44页。
[89] 《元史》卷26《仁宗纪三》，延祐六年秋七月辛巳，第590页。
[90] 王恽：《秋涧集》卷90《便民三十五事·禁约侵扰百姓》，《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470页。
[91] 《游记》张星烺译本，第123页—124页。冯承钧译本漏载后一节。
[92] 《禁扰百姓》，《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第2册，第1321页。
[93] 《通制条格》卷15《厩牧·擅支马驼草料》，方龄贵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47页；《至正条格·条格》卷24《厩牧·马驼草料》，2007年，第22—23页。
[94] 《鹰房捕猎》，苏天爵：《元文类》卷41杂著《经世大典序录》，第76页B。
[95] 参见葛仁考：《元代直隶省部研究》，第177页。
[96] 《通制条格校注》卷28《围猎》，第671页。
[97] 《元史》卷153《髙宣传》，第3614页。
[98] 许有壬：《至正集》卷18《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十二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110页。
[99] 《元史》卷13《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子，第274页；卷95《食货志三·岁赐》，第2439页。
[100] 《元典章》，第1322页；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辑：《析津志辑佚》，第234页。
[101] 《元史》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十月甲子，第768页
[102] 《元史》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八月壬申，第765页。
[103] 《元史》卷13《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子，第274页；卷95《食货志三·岁赐》，第2439页。
[104] 《元史》卷135《明安传》，第3281—3282页。
[105] 《元史》卷122《哈散纳传》，第3016页。杨志玖师考订哈散纳为来自克烈部的穆斯林，参见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5—166页。
[106] 《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二月壬寅，第495—496页。
[107] 周伯琦：《近光集·扈从集》，“前序”，第543页。
[108] 拉施德：《史集》第2卷，第324页。
[109] 《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统二年十月壬寅，十一月壬戌、癸酉，第75、76页。
[110] 杨瑀撰《山居新语》卷2：“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余大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6页）；《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61页。
[111] 《游记》冯承钧译本，第228页。
[112] 关于此词，《马可波罗游记》诸抄本写形各异，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中作了全面列举，最古的F本作cuiuci，穆勒、伯希和1938年百衲本定为cuiucci。另参见伯希和：《荨麻林》，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影印本，第60页。A.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1938, pp. 228-229.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63, pp. 572-573. 《游记》张星烺译本直接把Cunichi译作贵由赤，补充言及二兄弟从十月初到翌年三月底替大汗喂养猎犬。（第181—182页）
[113]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卷28《杂令·围猎》，第668页。
[114] 《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二月壬寅，第494页。
[115]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卷28《杂令·围猎》，第667页。
[11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鹰背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2页。
[117] Thomas T. Allson，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p.66-67.钟焓：《雕窠生犬考》，《民族史研究》第8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7—138页。
[118] 王恽：《秋涧集》卷57《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166页。
[119] 《元文类》卷59，《四部丛刊初编》，第2032册，第18页B、19页A。
[120] 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7《白翎鹊辞》，《四部丛刊初编》，第1501册，第7页A。
[121] 《翎之品》，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辑：《析津志辑佚》，第234页；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63节，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31页。
[122] 《请简游猎》，《元代奏议集录》（上），陈得芝辑点，第378页。
[123] 许有壬：《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十二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110页。
[124] 王季烈校订：《孤本元明杂剧》第2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重印，第1页B。
[125] 金浩东：《蒙古帝国君主的两都巡行与游牧习俗》，《中央亚细亚研究》第7号，第1—25页。
[126] 周伯琦：《近光集·扈从集》，《后序》，第1214册，第545—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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